周玉渊：一带一路国际传播的非洲视角

周玉渊    来源：上海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会

2022年8月26日，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主办，上海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会、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协办，召开了《党的二十大前后中国与世界》系列研讨会之二——《中国国际传播和国际话语权建设》。本公众号将转载与会专家观点，以飨读者。

一带一路国际传播的非洲视角

   周玉渊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西亚非洲中心研究员

非洲是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伙伴，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试验场，是中国发展经验、国际倡议的主要接受者、受益者和支持者，也是中国在国际环境对我不利时重要的回旋空间。中非合作以及一带一路在非洲的成功带来了对中非合作的不同反应、解读和话语建构。因此，从非洲的角度来理解一带一路国际传播，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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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对非国际传播的现状

当前一带一路对非国际传播集中表现为中国正向传播与西方负向传播之间的并行、互动和博弈。大体上，非洲国家对中非合作的正面评价仍占较高比重，但负面评价近年来也明显增加。2013年以来，中国对非国际传播的力度加大。 

一是中国媒体机构加快入驻非洲。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国际广播电视台、中国日报以及官方网络媒体在非洲建有分社、分台、分中心或分公司，一些私人媒体如四达时代则从市场的角度加快在非洲的布局和运营。

二是中国驻外使领馆也更加重视在非洲主流媒体或不同媒体平台上发声，积极宣传中国和中非合作的重大成就。

三是中国积极搭建中非媒体交流合作平台。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成立了中非媒体合作论坛，搭建中非媒体中心等机制，带动非洲媒体或邀请非洲专业人士参与对中国和一带一路等的报道和评论。

四是中国学者积极通过专业研究、学术外交、媒体采访等方式参与对非国际传播。中国高度重视对非国际传播，然而，中非合作以及一带一路的主要话语或议题设置仍是由西方国家媒体引领的。从早期的“新殖民主义”“支持独裁和腐败论”“资源掠夺论”“环境破坏论”“社会责任论”等到近年来炒得很热的“债务陷阱论”“不透明论”“泛安全化论”，例如对华为5G和网络安全的炒作等。美西方国家政客和媒体的炒作和渲染往往能带来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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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对非国际传播中的问题

中国对非国际传播中相当大的比重是在回应和驳斥国际上的批评或不实之词。这很有必要，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一是很容易陷入外界设置的话语陷阱。对这些不实之词不恰当或不专业的回应往往会加剧这些谣言和不实之词的传播。

二是信息的不对称性问题。谣言和不实之词根本上来源于权威信息和数据的缺失。参与对非合作的中国机构和企业成千上万，然而，这些机构和企业常态化的国际传播功能是缺失或不足的。当面临当地媒体和社会的质疑时，这些机构和企业往往并不直接回应，最终被迫由外交部门进行回应。外交部门不可能掌握所有问题的信息，很难保障这些问题能够得到有效回应。

三是专业研究和共有知识的生产问题。中非合作中不可避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问题事实上为共有知识生产提供了要求。然而，相对而言，国内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在引领议题上的能力还有待提升。反观美西方国家研究机构的研究非常深入和细致，尤其是建立了大量“一带一路”相关问题的数据库，也因此确立了在相关议题上的话语权。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国际传播能力的提升很大程度上也有赖于中国专业研究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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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对非国际传播的思考

第一，平衡协调资源，构建官方与民间有效配合的国际传播体系。当前的国际传播主要是由官方机构、媒体和平台开展的，往往集中于重大议题、大型项目，这其实与普通民众往往有一定距离。国际传播的核心目标是赢得民心，中国在非洲的每一家机构、企业、项目乃至个人都可以成为国际传播的载体。如何充分规范、调动和发挥中国在这方面的资源优势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正视和改进问题本身也是一种有效的国际传播。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不可避免会出现问题，批评和质疑都是正常现象，应避免将外界的批评和质疑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事实上，批评和质疑有利于我们及时发现和改进问题，也有助于各方深化对中国的了解，客观上达到了国际传播的效果。

第三，建立国际传播效果的评价和反馈机制，提高国际传播的科学化和规范化水平。现在很多对非国际传播案例变成了单向的宣传，不仅透支和浪费了大量资源，效果也非常有限，甚至起到了反作用。因此，应该通过国际传播效果的评价机制加以约束，促进国际传播的规范化，真正发挥国际传播应有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