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综述 | “3C危机下全球资源治理及中国应对”研讨会
朱云杰 刘璐莹 张致博
当前，全球治理架构的运作方式更加接近复杂系统的特点，具有高度连通性、非线性和不可预测性。我们需要密切关注气候变化问题愈加严重所带来的更频繁的气候紧急情况及其具体诱因。《巴黎协议》标志着在全球变暖对地球系统带来风险以及气候变化对粮食生产和人类生存带来威胁等方面达成了广泛共识。促进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已成为全球各国新趋势。然而，自2019年以来，新冠疫情、气候灾害、俄乌冲突和其他危机产生了串联和复合效应。正如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发布的《和平环境报告（Environment of Peace）》中指出，这些效应增加了全球治理的负担，阻碍了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展。能源和食品部门受影响最大；全球能源和粮食供应链的中断突显出整个全球治理体系日益脆弱。
2022年仍然充满不确定性。全球能源和粮食安全受到严重影响：气候变化带来更为频繁的干旱、洪水和森林火灾等气候灾害，新冠疫情阻碍了全球粮食生产和运输，俄乌冲突更是将两大资源国带入了粮食生产停滞的境地，最重要的是暴露了全球粮食和能源治理体系的脆弱性，也凸显出全球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对化石燃料能源存在大量依赖，也显现出不稳定的地缘政治使全球经济更加脆弱。
虽然已有部分国家通过采取措施减少对国际能源市场的依赖，但是其国内需求并不能完全摆脱这种依赖性。在世界努力按照《巴黎协定》承诺减少碳排放的同时，各国也面临着能源和粮食价格上涨、国际能源和粮食贸易中断以及与能源和粮食流动有关的治理困境加剧等重要挑战。
为分享和探讨气候变化（Climate Change）、新冠疫情（Coronavirus Pandemic）、俄乌冲突（Conflict between Russia and Ukraine）这一“3C”危机对全球气候、能源和粮食安全的叠加影响，以及中国的应对策略及国际合作交流，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SIIS）与挪威国际事务研究所（NUPI）及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于2022年9月20日共同举办了“3C危机下全球资源治理及中国应对”国际研讨会。旨在探讨各国和全球治理机制优化以加强能源和粮食供应链韧性，以及维护全球能源和粮食安全治理体系的方法。
会议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陈东晓院长及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气候变化和风险项目主任Florian KRAMPE致开幕辞。
陈东晓院长表示：水-能源-粮食关系安全构建了人类的基本生活条件，并受到全球气候变化和不断变化的生态系统的影响，气候变化、新冠疫情、俄乌危机正影响着人类生活、生存，是2022年人类世共同关注的问题。中国和欧盟的绿色发展可以影响全球可持续发展治理体系的演变，对于建立更具韧性的三位一体能源-粮食-水安全机制至关重要。中欧应共同应对集体困难，避免对抗和脱钩，创造积极共赢的模式，形成合作共荣的良性螺旋。希望本次会议能够直视全球能源、粮食和水安全面临的挑战，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形成共识，加强合作，将危机转化为机遇，为全球气候安全治理提供知识产品。
Florian KRAMPE表示：对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挪威国际事务研究所及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再次合办会议表示祝贺和高兴。斯德哥尔摩研究所发布了《和平环境》报告，显示全球安全、气候、经济等危机的叠加和互联，并对国际冲突和全球局势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危机显现同根同源的背景，因此希望本次会议交流能够厘清危机，并提出解决的时机和办法。
会议第一节以“气候、能源、食品安全危机”为主题，邀请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潘家华、挪威国际事务研究所气候和平安全风险项目高级研究员Dr. Elisabeth Lio ROSVOLD、斯德哥尔摩大学恢复中心全球恢复伙伴关系项目领头人Albert Norström、美国国家公共行政学院院士Dan Guttman及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柴麒敏参与讨论了“全球能源与粮食流通的中断”、“3C危机对全球能源与粮食市场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在气候影响加剧的背景下，全球供应链中断如何影响脆弱和经受冲突的国家”等相关议题。
潘家华学部委员表示：近年来，气候变化带来的生存危机、新冠疫情带来的生活危机、俄乌冲突带来的能源和粮食危机对国际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面对危机有信心有定力，认为在未来能够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中国风能、太阳能装机容量大幅增加，新能源汽车市场占有率逐渐增高，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降低，储电技术不断发展，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前景是光明的。但是同时我们也要依据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要求，转变心态、携手共进。要通过更多的协商对话推动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Albert Norström认为：关于粮食体系，尤其是韧性治理，呈现两个特征：一方面，俄乌冲突将全球粮食体系拖入更为持续性、更高频率的影响阶段。另一方面，全球粮食体系的诸多特征决定了其韧性难以形成。
Dan Guttman表示：尽管对于气候适应的地方性案例研究数量颇多，国家间的比较研究依然较为匮乏。可以通过找到气候适应治理基本的要素或“切入点”，再通过实证案例对其进行检验，以填补这部分研究的空白。
柴麒敏指出：重叠性、交叉性的安全议题是目前最为关注的问题。首先，就气候变化来说，高温加之干旱天气使得汛期水力发电量大大降低，又使得能源供应出现了问题，这种叠加效应的危害是显著的；其次，全球在迈向新的碳中和征程，但是同时需要看到的是，2021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创下新高，这些复杂因素交织引发了新的担忧，越来越多的技术问题和全球问题涌现；第三，《巴黎协定》推动了新机制的产生，但是也看到了诸如CBAM的单边主义和部分国家绿色技术封锁的保护主义措施，会对接下来的全球治理造成冲击。全球在过去几年当中不管是经济增长、能源发展还是产业投资都经历了大起大落，我们需要拨开迷雾看到整个全球未来发展大方向，坚定战略信心，能够真正地通过合作通过推动绿色低碳技术的进步，以更好的制度真正地应对气候变化、能源、水资源等问题。
会议第二节主题为“气候、能源、食品安全治理危机的可能应对方案”，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比较政治与公共政策研究所于宏源所长主持。邀请非洲联盟和和平安全研究员Hafsa MAALIM、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经济技术研究院张锐研究员、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及挪威国际事务研究所联合国与全球治理中心研究教授Cedric DE CONING参与讨论。主要议题包括“如何克服全球能源和粮食治理危机带来的后果”、“对国内能源安全战略转型的建议”、“对中乌、中俄、中欧能源与粮食合作的建议”及“核能和传统能源在欧盟国家的比例是否需要提高”。
Hafse MAALIM认为：我们需要更加重视危机之间的关联性，同时也要确保解决方案之间的高度关联性，并且在关联的同时相互促进、强化融合。首先，要号召进行更多规划，用数据辅助政策的制定，保持应对策略的长期实施和长期效用；其次，孤立不能解决问题，政府之间的合作关系至关重要，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协调不容忽视；再次，必须确保政策制定是经过综合考量且显现公正性的。最终在保护环境的同时实现可持续发展。
马军主任提出：要逆转危机就要构建新动能。要清醒地看到气候韧性的重要性和低碳转型的复杂性，这需要全球层面的合作努力。政府间合作受到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加剧影响，特别需要加强二轨和三轨交流。透明度对于重构信任、重启合作极为关键；应借鉴中国在大气污染治理中的良好实践，以信息公开作为基础，提升公众意识，构建责任机制，动员多元参与，调动市场力量，通过绿色供应链、绿色金融等政策方式推动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
Cedric DE CONING提出：建设全球适应性治理需要新模式，气候、卫生、能源、粮食和安全的高度关联带来了多个危机的叠加影响，全球秩序发生新的变化：地缘方面，俄乌战争和中美关系紧张是核心议题，而从叙利亚到莫桑比克的冲突在数量和范围上也在不断增加。由于地缘冲突和气候变化的叠加影响，加上能源-粮食-水的紧密关联，产生了系统性、连锁性和复合性风险，因此需要改善适应性治理的主体结构和治理过程。
张锐研究员认为：气候变化的灾害性日益显著，极端天气的爆发规模不断升级，对全球能源体系构成严重威胁。气候变化造成的能源安全困境主要表现为异常气温阻碍能源供应、极端天气袭击基础设施、干旱导致能源用水紧张、能源供需加速失衡。人类社会的能源安全与气候安全正在形成紧密耦合的强联系，能源困境的实质正从资源稀缺困境转变为环境恶化困境。国际关系行为体积极调整能源治理的方向与策略——扩展能源安全的内涵，塑造能源系统的应对能力，提升天然气和电力供给的多元化，开展“能源－气候”复合型治理，应对军事用能中的气候风险。中国在基础设施气候韧性塑造、先进技术共享、对外投资援助升级上与国际社会有广阔的合作空间。
Peter SAUNDAY教授表示：理解美国脱碳进程的发展路径，需结合政治权力分配、经济学考量、科技更新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小型化、快速化等。2022年8月16日《通货膨胀削减法案》（IRA））中对可再生发电、屋顶太阳能板和其他住宅清洁能源项目、核能、生物燃料、电动汽车、家用电池生产、“清洁”氢气、碳捕获技术、住宅和商业建筑的能源效率措施、农业保护、森林和土壤等领域的税收抵免，美国预期实现温室气体排放和油气产品消费的显著降低。
会议最后，由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巢清尘和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2022和平环境倡议领头人Claire McALLISTER致闭幕词。
闭幕主持于宏源所长表示：人类世界面对气候变化危机，基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是中国提供的全球公共产品，也是未来人类文明的发展理念。主要经济体可以通过推动国内绿色转型引领社会经济绿色发展，加速构建全球气候变化公共产品供给。
巢清尘指出：本次研讨会本质围绕两个关键词展开，第一是“复杂性”，多领域、多层次的风险交织凸显了变化世界中的复杂情况；第二是“协同”，在复杂形势下多利益攸关方的协同，建立互信。由此带来两个关于“关系”的思考，第一是如何处理减缓和适应的关系，第二是如何处理稳定和转型的关系。
Claire McALLISTER：复杂的系统使得解决方案与问题之间存在差距，也使得风险难以全面预测，这要求我们有长期的目标，加强多利益攸关方协作，加快采取解决方案。全球应在政策领域和学术领域均采取正面措施来解决这些艰巨的问题，共同寻找解决方案和希望。感谢所有与会人员为会议的圆满召开付出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