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代：世界坐标中的我们
杨剑 2022年9月
来源：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为《国际秩序转型与全球治理》作序杨 剑
这是一个动荡的年代。
这是一个难得的机遇。
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和平与稳定后，我们突然发现，在当代历史坐标上布满了动荡的因素。而与此同时，中华民族又迎来一个千载难逢的伟大复兴之机遇。“机遇和挑战并存”这几个字从来没有如此令人怦然心动，却又如此令人不安难耐。一方面，我们要追寻中华民族新的国际地位，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应对更加艰难复杂的国际环境。站在全人类利益的高度，我们还要回应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等全球性挑战，要为人类做出新一代中国人的贡献。
2022年初，俄乌军事冲突爆发。世界的安全治理机制未能展现出其缓解冲突、恢复平衡的功能，国际局势反而朝着集团化和对立加剧的方向发展。俄乌冲突爆发之后，俄罗斯与西方的折冲对抗让我们感受到世界向下沉沦的危险：全球和平主义思想退却，战争和集团对立的危险在上升。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秉持中立国立场的芬兰和瑞典在俄乌冲突爆发后决意要加入北约，作为二战战败国的德国开始摆脱束缚并加强军事力量。全球化所带来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在今天却成为了相互制裁的“武器”。
更令人担忧的是，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一直在艰难中重聚动能，但是新冠疫情与俄乌冲突的叠加效应，让世界经济复苏的势头逆转。以集团政治划线的经济格局助长了逆全球化思潮，全球贸易规则谈判进程、气候变化议程、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都陷入暂时困境，供应链危机、粮食危机、难民危机此起彼伏。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提醒世人注意：“现在的俄乌冲突正在放大和加速气候变化、新冠疫情和不平等所带来的问题。它还有可能使数以千万计的人陷入粮食危机的边缘，造成营养不良、大规模饥饿和饥荒，并且这场危机可能会持续数年。
世界需要秩序。
和平需要维护。
人们对一个有序的世界抱有美好的期待，希望国际社会的秩序、自然系统的秩序都能够有条有理，各安其份，各守其责、正常运行并表现良好。为了追求秩序，人类几百年来一直尝试着建立各种国际规则、国际协议和国际组织，以期形成有效的国际行为准则。
但是我们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国际社会是一个没有“世界政府”的社会，来自不同地域、族群、阶层的人群会有着不同的秩序观。国际秩序的意涵还包括国家和其他行为体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因此国际社会的每个成员都尽其所能来控制对自己不利的因素，发展对自己有利的因素；在不断扩大自身战略选择空间的同时，尽力压缩对手的战略选择范围；在动态的国际秩序中扩大同盟伙伴来保证自己的利益，并推行自己的主张。国际间的矛盾冲突也多源于此。现行国际秩序的基本结构还是西方世界几百年前思维的延续。在其治下，围绕国家间权力和财富的分配，不公正和不平等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产生冲突的根源并没有得到有效治理。
和平不应当被理解为两次战争的间歇。和平是一种价值。持久的和平不仅可以减少战争及其带来的伤害，而且可以帮助人们建立起关于生存与发展新的观念。总体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人类享有了较长时期的和平红利，这使得大多数国家的人民对生存和发展的理解发生了质的变化。从发达国家一侧来看，全球性问题如气候变化、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环境污染、生物多样性丧失等问题上升为社会的主要关切，而且民众关切的变化对政府治理资源分配的影响也日趋显著。从发展中国家一侧来看，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化，他们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一些因发展阶段不同而产生的认知差异在逐渐缩小。这也是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协定得以达成的重要原因。持久和平所沉淀出来的新观念是一笔重要的精神财富，是人类为维持和平和可持续发展进行国际合作的重要基础。
应对挑战，各国命运休戚与共。
善用科技，人与自然永续发展。
宇宙只有一个地球。到目前为止，我们脚下的这个星球是人类唯一赖以生存的家园。在技术的帮助下，工业化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原先我们认为，空气、水、土壤、森林是“取之无禁、用之不竭”的自然赋予。当被破坏的环境以灾难的方式出现在人类面前时，我们才知道我们前人的工业化过程、那种破坏性的发展方式已经在地球上产生了难以弥补的生态创伤。土壤的污染、海洋的污染、空气的污染，都需要我们付出巨大的成本才可能减缓。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后辈还能够与自然共生共存，和谐相处，我们就应该遵循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理念，就要改变我们使用自然资源的方式，就要去寻求永续发展之路，重新建立人与自然关系的新秩序。
人类社会生活的模式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正在被技术重塑。近代工业革命以来，技术对人类生活和地球面貌的改变日新月异。世界有了让我们走得更远的技术，如火车、轮船、飞机、潜艇、破冰船和载人火箭；有了让我们更强大的技术，如蒸汽机、发动机和电力技术；有了让我们获得更多资源的技术如采矿技术、钻井技术和冶炼技术；还有让我们更加健康和长寿的食品技术和医疗技术。在技术的帮助下,世界人口总数已经接近80亿。为获取资源，人类占领了几乎地球所有空间——山林、海洋、天空、极地，同时也挤压了地球上其他物种的生存空间，物种灭绝事件不断发生。技术解决了问题，又制造了问题。技术作为社会网络新的工具，作为人与自然互动新的手段，它的伦理界限在哪里？技术的善与恶，技术是带来便利还是灾难，也在于我们人类治理观念的毫厘之辩。显然，对技术发明和应用的全球治理已经是一个紧迫的任务。
新技术已经嵌入社会结构之中,我们正经历着网络技术对社会秩序的革命。信息技术创造了一个虚拟空间，创造了一些数字形态的新资源。网络空间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生产方式、消费方式, 进而改变了社会结构和秩序，必然产生新的治理需求。技术进展得太快，以至于我们还不能很好地回答如下问题：技术是让世界文明走向一致还是加剧了文明冲突？数据和信息的流动是应当鼓励还是应当阻止？数据、标准、编码应当是公共产品，还是私有产权？人工智能时代已经降临，人与机器人之间的伦理关系该如何确立？应当建立什么样的国际机制和国际组织来对这些问题加以协调和治理？这些问题都期待当代人做出回答。
大国博弈，天下谁主沉浮？
全球治理，中国不能缺席。
国际秩序和世界格局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世界多极化，国际力量分布趋于重构。经济全球化，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不断加深。社会信息化，人类的社会生活模式正在被技术重塑。在技术文明趋同的同时，各民族的文化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之路。如前所述，世界如此复杂，变化如此迅速，为此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已是大势所趋。从全球角度来讲，全球治理涉及世界和平、经济成长、健康福利、人道主义、环境保护、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涉及人类共同遗产和公有空间的利用和保护，事关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事关给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定规则、定方向。从国家角度来讲，参与全球治理，事关对未来发展制高点的竞争，事关各国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正因为如此，中国不能缺席。
在国际安全形势日趋复杂、全球性挑战日益严峻的情势下，国际上少数强权势力继续顽固奉行单边主义，干涉他国内政，制造矛盾，破坏和滥用国际机制，阻碍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本世纪初以来，美国从全球和印太地区两个层面试图阻断日益增长的中国影响力。2021年版的美国印太战略也明确表达了在未来几十年美国遏制中国的目标：（1）不允许中国通过其影响力来改变国际秩序；（2）不允许中国继续利用既有规则获得继续成长的机会；（3）不允许中国参加下一阶段的国际规则的制定；（4）在既有的主要国际政治经济活动中排挤中国。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用东方智慧解决全球性问题的一次重要机会。参与全球治理，中国要提升自己的影响力、感召力和塑造力。一国的影响力，反映的是一国在国际关系中的权力，是一国推行自己主张并获得拥护的能力；一国的感召力，反映的是一国在国际社会所获得的道义尊重，是一国维护国际社会公正并引领世界文明发展方向的能力；一国的塑造力，反映的是一国推进国际治理机制变革、创设国际议程、塑造制度的能力。
集智为慧，回答时代之问。
教学相长，助力中华复兴。
基于上述这些的思考，来自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和上海财经大学的多位专家参与了本书的撰写，共同来回答时代之问。参与本书写作的专家们既是全球治理理论的思索者，也是中国学术外交活动的重要参与者。他们将自己的学术观察和外交经验都凝聚到了本书的各个章节之中。
第一章“国际秩序演变与全球治理兴起”和第二章“全球治理理论、规范与模式探析”为叶江老师所撰写。叶江老师以其历史学家的洞察力对国际秩序演变和全球治理的兴起进行了历史回顾和理论范式的归纳，为后面几章关于各领域治理的讨论提供了一个历史背景和理论线索。当今国际秩序的产生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但却是我们开展全球治理的一个现实的起点。国际体系中权力的扩散和转移，使得非西方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开始在全球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人类对国际社会“无序中的有序”的追求，正在开启全球治理的新纪元。
叶青老师撰写的第三章“全球治理中的国际组织与中国参与”介绍了当今世界国际组织的类别和功能。他在该章研究了国际组织的理论基础，并概括了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实践和经验。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创造性地参与国际组织活动将有助于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该章内容对于那些有志于到国际组织去工作并参与全球治理的青年有特别的帮助。
第四章“全球安全治理及联合国安理会改革”是毛瑞鹏老师撰写的。他从集体安全思想的形成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时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的设计出发，探讨了集体安全与全球安全治理的关系。联合国在当代全球治理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联合国宪章》则是维护国际体系稳定和规范国家间行为的重要基石。七十多年过去了，联合国安理会在其功能、效力和代表性等方面都面临着新的挑战。他在这一章中分析了安理会改革的压力和难度。中国作为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一个不断成长并代表着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大国，在全球安全治理中的建设性作用也为世界所重视。
第五章“全球经济治理及中国角色” 是张海冰老师撰写的。她将二战结束后的全球经济治理的演变划分为三大发展阶段：布雷顿森林体系治理阶段、七国集团（G7）治理阶段和二十国集团（G20）治理阶段。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反映出新自由主义理念主导下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弊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也使得全球经济治理必须反映新的国际权力结构的变化。该章从全球经济治理的议题设置、规则制定、话语权主导等方面出发，探讨了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从边缘走向中心，从体系的参与者变成公共产品提供者的历史过程。
第六章“人口与发展：粮食、健康和难民问题的治理”是杨剑、厉彦冰、郑洁、谢子卿等四位老师一起完成的。促进和平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增进各国人民的福祉。世界人民的健康、安居乐业、受教育机会、各国发展水平的均衡性、财富在国际间分配的公平性、地球对人口规模的可容纳性都是全球人口与发展治理的重要内容。该章从不同的国际治理机制出发，围绕粮食和营养、健康防疫、国际难民等问题的全球治理和国际合作展开讨论。
第七章“全球环境治理及其发展”和第八章“全球能源治理及其发展”是于宏源老师撰写的。全球环境不断恶化的主要原因源自于不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单独应付和解决全球环境危机，必须整合全球性的努力。在气候变化和人类可持续发展背景下，作为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转型重点的能源革命成为全球治理的重点。该章围绕相互关联的环境和能源问题，介绍了全球环境和能源治理的体系演变和理论基础，进一步分析了环境和能源治理的多层结构和多利益攸关方，并在分析主要治理机制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参与全球环境和能源治理的角色定位和战略选择。
第九章“极地、深海、网络、外空等新疆域的全球治理”是由杨剑和郑英琴两位老师共同完成的。虽然人类已经成为地球的主人，并仍在不断改造着地球的外貌特征，但是相对而言，还有一些地球上的或地球周围的区域仍然是人类了解较少、人类活动较少、人类治理规范也较少的区域，比如海洋空间里的深海和海底部分、南极大陆和北冰洋中心区域、赛博空间中的网络世界、外层空间的轨道和月球、火星等外空星球等。该章在分析这些新疆域的总体特征的基础上，对极地、深海、网络、外空等新疆域治理的主要问题、以及相关的法律和治理机制进行了梳理，并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新疆域的全球治理结合起来，提出了新疆域治理的主要思路。
在写作过程中，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和上海财经大学的领导对本书的撰写给予了极大的支持，特别是陈东晓院长、姚玲珍副校长、郑少华副校长持续不懈的鼓励。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黄磊总编辑以及陈佶老师、石兴凤老师对本书的写作和出版给予了精心的指导和帮助。王慧杰和张特两位老师作为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研究院行政团队的重要骨干，也主动承担了一些图表绘制和校对工作。正是有了各方的鼓励和支持，本书的写作和出版过程才得以顺畅进行。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本书的写作也是在与上海财经大学国际组织人才班几届学生教学相长的过程中完成的。课堂上同学们与老师的互动也促进了本书内容的提升和完善。从这些有激情、有智慧、有天下观的青年学子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未来参与国际组织和全球治理的希望。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中国已经从改革开放时代走向中国利益和影响力全球布局时代。中国在维护自身制度安全的同时，已经开始全面参与国际制度的建设。一批又一批的中国人将走上国际组织的舞台，代表世界文明发展的方向，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国际秩序转型与全球治理》
主编：杨剑
2022年9月出版
